民国三十四年（1945年）九月，重庆“南岸南山”杜公馆。
桂花香混着鞭炮的硝烟味，从窗户缝里钻进来。街上的狂欢已持续了半个月，但杜月笙的书房里，气氛却一天比一天凝重。桌上的烟灰缸堆满了烟蒂，收音机里，国民政府“上海受降”“各地接收”的广播一遍遍重复，却唯独不提上海接收的具体安排。
马祥生推门进来，手里捏着三封电报，脸色难看：“笙哥，焯山从上海连发三封急电。第一封：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已派先遣人员抵沪，正大肆接收敌产，其本人不日将到沪主持受降事宜，咱们的‘新逍遥宫’、‘中汇银行’分行（因此前委托法籍好友杜拉克代管，被认定为‘敌伪关联资产’），都被贴了封条。第二封：七十六号李士群虽死，其旧部张业兴投靠军统，摇身一变成了‘抗日功臣’，正带人清算‘汉奸’，咱们不少兄弟被敲诈勒索。第三封……黄金荣黄老板，被列为‘汉奸嫌疑’，遭到军统传唤问话，家产被部分查封，行动受限。”
杜月笙静静听着，手指在红木椅扶手上轻轻敲击，嗒、嗒、嗒，像定时炸弹的倒计时。
“戴笠那边呢？”他问。
“戴局长回电，说‘接收事宜千头万绪，请杜先生稍安勿躁，待局面稳定再行返沪’。”
“稍安勿躁？”杜月笙冷笑，“再等下去，我在上海三十年的基业，就全成了别人的战利品。”
他站起身，走到窗前。重庆的雾散了，但心里的雾更浓。
“祥生，备车。我去见孔祥熙院长，请他代为引荐，面见蒋委员长。”
第一幕：官邸的“闭门羹”
蒋介石官邸戒备森严。杜月笙通过孔祥熙引荐，递上帖子，等了两个时辰，出来回话的却是侍卫长王世和：“杜先生，委员长军务繁忙，今日不见客。请您先回，改日再约。”
改日？杜月笙知道，这是托词。抗战胜利，他这枚“敌后棋子”的价值已大打折扣，蒋介石不愿见他，是怕他开口要官、要权、要回上海的家当。
他不动声色：“请转告委员长，杜某别无他求，只求一张返沪的船票。”
王世和敷衍：“一定转达。”
回到公馆，杜月笙对马祥生道：“靠别人，靠不住了。咱们自己走。”
“怎么走？现在去上海的飞机、轮船，全被军方控制。”
“走陆路。”杜月笙摊开地图，“从重庆坐车到武汉，再从武汉乘船下上海。这条路虽绕，但不受军方管制。你去找范绍曾，让他派个可靠的车队，再弄几张‘军事委员会’的空白通行证。”
“范爷那边没问题。但武汉到上海的船……”
“我与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有旧交，托他安排一条船。”
第二幕：长江的“归舟”
十月初，杜月笙一行五辆车，悄然离开重庆。范绍曾亲自送行至郊外，握着他的手：“笙哥，回上海后，若有人为难你，给我发电报。我川军十万兄弟，不是吃素的！”
杜月笙感动：“范爷，情义记下了。”
车队颠簸七日，抵达武汉。民生公司“民权轮”已备好，船长是杜月笙旧部，专留了一间头等舱。
船行长江，秋雨绵绵。杜月笙站在甲板上，望着两岸疮痍——被炸毁的桥梁、荒芜的田野、衣衫褴褛的难民。胜利的狂欢背后，是满目疮痍的国土。
马祥生低声道：“笙哥，焯山又来电报，说汤恩伯的先遣人员把‘新逍遥宫’改成‘盟军俱乐部’，天天在里面喝酒跳舞。咱们兄弟去理论，反被打伤三个。”
杜月笙沉默，望着浑浊的江水。八年抗战，他在敌后苦撑，兄弟死伤无数，如今胜利了，家园却被“自己人”劫掠。
“告诉焯山，”他缓缓道，“忍。一切等我回去。”
第三幕：上海的“冷雨”
十月十八日，“民权轮”抵达上海十六铺码头。雨下得正急，码头上没有欢迎的人群，只有几个穿雨衣的恒社兄弟，领头的是叶焯山——他瘦了许多，眼神却更锐利。
“笙哥！”叶焯山冲上船，眼眶通红，“您可回来了！”
杜月笙拍拍他肩膀：“焯山，辛苦了。”
众人下船，正要上车，一队吉普车突然冲来，拦住去路。车上跳下十几个穿中式军装、佩戴“第三方面军先遣队”臂章的士兵，为首的是个上尉，叼着烟，斜眼看人：“谁是杜月笙？”
杜月笙上前：“我是。”
上尉打量他：“奉上海市党政接收委员会命令，所有返沪人员，需接受‘敌伪资产审查’。杜先生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”
叶焯山大怒：“放屁！笙哥是抗日功臣！你们……”
“焯山。”杜月笙制止他，对上尉淡淡道，“带路。”
他被带到外滩“华懋饭店”（今和平饭店）的一个房间，名义上是“询问”，实则是软禁。窗外，黄浦江浊浪滚滚，对岸浦东的工厂烟囱，大多不再冒烟。
第四幕：饭店的“审讯”
审问他的是个戴金丝眼镜的少将，自称“上海市党政接收委员会”副主任陆京士。陆京士摊开一份清单：“杜先生，根据调查，你在上海的‘新逍遥宫’、‘中汇银行’、‘通商公司’等产业，在沦陷期间，曾由他人代管并与日伪有商业往来。按《惩治汉奸条例》，这些资产应予以没收。”
杜月笙平静道：“陆主任，沦陷期间，我在重庆。上海产业由友人代管，若有商业往来，也是为维持生计，且从未资敌。我有重庆军统局戴笠局长、上海市地方协会的证明文件。”
“证明文件可以伪造。”陆京士冷笑，“杜先生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。这些产业，现在已被接收。你若识相，签个‘自愿捐献’文件，还能落个‘深明大义’的名声。若不服……汉奸的帽子，可不轻。”
赤裸裸的勒索。杜月笙盯着他：“陆主任，想吞我的‘底盘’，也得看看自己的‘斤两’。你直说，想要多少？”
“不是我要，是国家要。”陆京士推过一份文件，所有产业估值法币数千万，你签字捐献六成，剩下四成，发还给你。”
杜月笙扫了一眼文件，忽然笑了：“陆主任，这份文件，蒋委员长知道吗？孔祥熙院长知道吗？戴笠局长知道吗？”
陆主任脸色一变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“我的意思是，”杜月笙站起身，“要没收我的产业，可以。请蒋委员长亲自下令，我杜月笙绝无二话。但若有人想趁火打劫，中饱私囊……”他凑近，压低声音，“我在重庆三年，也不是白待的。陆主任在昆明的房产、在香港的存款，需不需要我也‘清查’一下？”陆京士冷汗下来。他没想到杜月笙对他底细如此清楚。
“杜先生……误会，误会。”他挤出一丝笑，“我也是奉命行事。这样，您先回去，容我再‘核实核实’，尽快给您答复。”
第五幕：祠堂的“香火”
杜月笙恢复自由，第一件事不是回杜公馆，而是去“浦东高桥”杜家祠堂。祠堂在战火中损毁严重，但香火未断——叶焯山安排心腹兄弟定期维护，从未间断。
他跪在祖宗牌位前，上了三炷香。烟雾缭绕中，他仿佛看到父亲杜文庆佝偻的背影，母亲朱氏慈祥的脸。三十年前，他离开这里去上海时，发誓要出人头地，光宗耀祖。
如今，他成了上海滩闻人，却连祖祠都差点保不住。
“爹，娘，”他低声说，“儿子不孝，让你们担心了。”
叶焯山在一旁道：“笙哥，兄弟们都在等您主持大局。汤恩伯、张业兴这些人，太欺负人了！”
杜月笙起身：“焯山，把兄弟们都叫来，在祠堂开会。”
当夜，杜家祠堂聚集了三百多名恒社骨干，人人义愤填膺。杜月笙站在台阶上，声音平静却有力：“兄弟们，八年抗战，咱们死了多少人，流了多少血，不用我说。如今胜利了，有人想抢咱们的饭碗，砸咱们的祖宗牌位。你们说，怎么办？”
“拼了！”众人怒吼。
“拼？”杜月笙摇头，“现在拼，是以卵击石。汤恩伯有枪，张业兴有靠山。咱们有什么？有道理，有民心。”
他下令：“第一，所有兄弟，不得与接收人员发生冲突，违者逐出恒社。第二，以‘上海市难民救济协会’名义，开设粥厂、诊所，救助战后难民。第三，联络各大报馆，将咱们抗战期间的事迹，详细登报。第四，焯山，你亲自去南京，找戴笠，把我被软禁、被勒索的事，原原本本告诉他。”
众人不解：“笙哥，戴笠靠得住吗？”
“靠不住。”杜月笙冷笑，“但我要让他知道，他手下的人，手伸得太长了。另外，给范绍曾发电报，让他联络潘文华等川军将领，以‘川军将士’名义，发通电支持我。”
软硬兼施，舆论、人情、实力，三管齐下。
第六幕：报纸的“战场”
杜月笙的舆论战迅速见效。上海《申报》、《新闻报》连续刊登长文：《杜月笙敌后抗日事迹》、《孤岛时期的输血线》、《炸毁江湾机场幕后英雄》——这背后离不开杜月笙的人脉运作，他联络报馆老板，又托陆京士斡旋，才得以顺利刊发，文章细节丰富，证据确凿，引起轰动。
同时，川军将领范绍曾、潘文华等联名通电：“杜月笙先生支持抗战，功在民族。今返沪竟遭不公，川军将士深感愤慨，望中央彻查。”
戴笠在南京坐不住了。他虽想压制杜月笙，但若事情闹大，牵扯出接收中的黑幕，他也难脱干系。他急电汤恩伯：“杜月笙之事，暂缓处理，勿激化矛盾。”
汤恩伯虽横，但不敢得罪戴笠，只得收敛。张业兴失去靠山，被军统以“汉奸余孽”罪名逮捕，很快枪决——实则是灭口。压力暂缓，杜月笙的产业陆续解封，但已被洗劫一空。
“新逍遥宫”里值钱的古董、家具全被洗劫一空，“中汇银行”金库被搬空，账目混乱，此前委托杜拉克代管的股权也被接收人员临时冻结。”
杜月笙巡视废墟，对马祥生道：“东西没了，可以再赚。但人心丢了，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”
尾声：废墟上的“新芽”
民国三十四年冬，杜公馆重修完毕。杜月笙在花园里种下一棵桂花树，对姚玉兰、孟小冬道：“这棵树，是新的开始。”
姚玉兰问：“月笙，咱们还能回到从前吗？”
“回不去了。”杜月笙望着灰蒙蒙的天空，“上海滩，已经不是从前的上海滩。咱们也得变。”
他想起重庆苏联密使的提议，想起周恩来的信，想起戴笠的阴险，想起汤恩伯的贪婪。
乱世尚未结束，只是换了一种乱法。
而他，必须在这片废墟上，重新扎根，长出新的枝芽。
哪怕脚下，仍是鲜血浸透的土地。
（卷七•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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